[长评] 《这是罪/It's a Sin》:从罪与泪到崛起与骄傲

本帖最后由 mikecat 于 2022-8-6 18:25 编辑

三十多年前,联合国正式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于是,每年5月17日就成了“国际不再恐同日”。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群体、学术组织和思想观念转变共同促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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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是一个转折年份。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白人男性主导的世界,把整个地球上的人带入了两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战后社会失序,意识形态领域剑拔弩张,不仅欧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运动此起彼伏。战后废墟上重建的人,一直在不自觉地思考,我们的世界怎么了?我们将会往哪里去?一些过去忽略的群体逐渐开始发声。政治上,一些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控诉过去欧美的殖民;在各国内部社会里,占人数一半的女性逐渐获得更多的权利,过去因没有投票权而在事实上是不完整公民的女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进入工厂,从事生产生活工作,战后让她们倒出工作岗位给退役男性,让她们退回到19世纪末的位置,实际上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抗争运动与思想冲击,另一部分小众群体也在参与的过程中觉醒了,这就是因为性取向不同而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过去欧美很多国家法律明确禁止同性性行为,有的甚至会采取强制措施刑罚和“矫正”治疗。许多人被迫躲入地下,压抑自己的天性,草草一生。不满足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人时不时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宣传常识性信息,甚至采取暴力以博得公众的关注。目的只有一个,即让更多人了解到社会主流价值观是错误的,有非常多边缘人群就生活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在本质上也没什么不一样。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学术界早期关注性别议题,是在文化领域。文化史关注人本身,人的复杂性决定了一切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都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具体而言,“美国研究”是一门很新的学科,大致产生自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像哈佛、耶鲁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研究者不满学术研究日益脱离大众,一些边缘学科和领域另立门户,于是,由“小众学科”和边缘领域交叉起来的新学科建立起来了。其中,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两性关系,半个世纪后,性别和性取向等更多元化的主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一个小众的群体,记录他们的抗争活动,逐渐深入分析他们的诉求和造成歧视的家庭和社会背景等。从隐含在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中独立出来,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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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1980年是转折之年呢?因为在经历了短暂的性解放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的年代,一种可怕的疾病蔓延在性少数群体之间。人们不再无忧无虑地享受性行为带来的快感,相反,有一段时间,它被称为“男同性恋癌症”,因为患病的人群里,很多是曾发生过同性性行为的男人。人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谈“艾”色变。里根政府最初没有任何措施控制病情蔓延,甚至纵容疾病蔓延。如果想了解这种疾病是如何在美国蔓延开来的,可以读一下《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艾滋病的传播没有疆界,也不分男女老少,更无关性取向,一视同仁。在《直人国度》(The Straight Stat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中,玛格特•卡纳迪(Margot Canaday)分析了美国政府从20世纪开始,怎么一步步从移民、军队和福利制度上歧视性少数群体,政府政策的前提都是“男女是正常行为,同性乃违逆自然规律的行径”,进而把性少数群体当成二等公民,这种政府行为和结构性的歧视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其恶劣影响延续至今,一时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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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与大众并非完全脱节。通过艺术的形式,越来越多民众了解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可能是性少数群体,他们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歧视乃至霸凌。印象很深,汤姆•汉克斯凭借主《费城故事》和西恩•潘主演《米尔克》,先后斩获奥斯卡影帝,这两部电影都是真人改编,前者是一位被发现患艾滋病而被污名化乃至解聘的年轻有为的律师,后者则是美国最早公开自己性取向的政客,在竞选成功后遭恐同人士暗杀。其实,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很多人都优秀,都致力于改善自己所在的社会,让更多人生活境遇变好。
      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各国拍摄了很多涉及性取向题材的影视作品,其中,有几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剧,都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少数群体的遭遇、抗争活动和他们努力的结果。
瑞典的《戴上手套擦眼泪》聚焦向往自由的男孩和艾滋病,通过美好少年在最辉煌的年纪突然陨落,揭露新疾病的可怕和人们的恐惧。最打动我的,可能是医护人员的同情与悲悯。当人们不知道艾滋病成因,却看着二十多岁的青年等待死去,年轻的护士本能地用手擦拭他的泪痕,年长更有经验的护士厉声制止,让她“戴上手套再擦眼泪”。后者并不是冷血,而是见得多了,不得不收起同情,保护好自己,让病床上的患者稍微舒服一点,足矣。
      法国的《骄傲》则以主人公从少年到中年的经历为主线,1981、1999、2013三个年份,对应法国左翼执政、同居法案通过、同性婚姻法通过。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子关系、伴侣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境下发生改变。一次次做选择,矛盾冲突后的和解,让人一点点成长。剧里还涉及同妻、同性伴侣领养等主题,非常多元地展现法国性少数群体在争取权益的同时面对的阻力。
      美国的《当我们崛起时》是一部半纪录片,记录了性少数群体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时期,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通过社会运动,让政府承担起遏制艾滋病的责任,消除军队对性少数群体的排斥和歧视,虽然政争取婚姻平等的努力一时失败,但是,生命不止,抗争继续。另一部纪录片《从暗到明:电视与彩虹史》,则讲述了性少数群体在小荧幕的历史演变。对所有性少数群体来说,出柜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尤其是在银屏上展现给所有观众看,特别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制片方、广告商、赞助者。人们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甚至化为攻击性的行动,而这些在电视上勇敢做自己的人的举动,助推更多人选择骄傲骄傲地做自己,而不需要时时刻刻戴一副面具。这可能是在大众传媒时代,对性少数群体最有意义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种相得益彰的推动下,转变了美国社会的保守风气,终于在2016年通过了同性婚姻法,在社会、文化、法律等全方位承认了性少数群体和非二元性别观念。传统男权实际上也延伸到现在,男同性恋更受关注,相对来说,女同性恋群体的声音仍处在低位,尚待进一步发声。
      2021年,《同志亦凡人》编剧在英国导演了《这是罪》,展现英国性少数群体面对艾滋病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是同性恋群体从天堂坠入地狱般的十年。艾滋病,被冠以“男同性恋癌症”之名,夺去了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从一无所知的极端恐惧,到争取自己的权益展开抗争,前提是认清自己、承认自己、接纳自己。不同于瑞典的《戴上手套擦眼泪》和美国的《当我们崛起时》侧重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全景,这部剧展现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接纳或者不接纳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回归人性,把人和人之间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当成最珍贵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出演本剧的全部是已经出柜的演员和艺术家,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和他们亲友曾经历过的,尤其让人动容。

      或许有人说,当下“政治正确”太过头,影视艺术作品不应该过多关注这些边缘群体。但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里,多元取向和流动性,原本就是更符合人性的,传统两性观念,家长制,男性霸权等等,都应该扬弃。或许做不到人人都能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但是,至少在面对自己亲友的求助,或者困惑的时候,发自内心,给他们一个微笑,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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