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专题】同性恋何以难被接受

布朗尼斯

　　日前，美国旧金山地区法院首席法官沃恩•沃克裁定，加州禁止同性恋者结婚的禁令违反宪法。2008年，加州最高法院曾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但此裁决却在同年的公投中被否决。直至两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婚姻才“重获自由”。同性恋自古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却长期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那么，是什么让人们始终难以接受同性恋？[详细]

根深蒂固的宗教影响

1969年的“石墙事件”在同性恋维权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引发了美国同性恋群体维权的行动，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一个强大的同性恋维权组织“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

世界主流宗教教义均不提倡同性恋

人类社会最开始明文反对同性恋，大概就是从宗教的教义开始。世界上主流宗教——包括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在对待同性恋上基本立场统一：重者将同性恋称为罪孽、轻者则号召信徒远离同性恋行为，总之，同性恋大多被定义为“人类社会错误的越轨行为”。

现代历史研究发现，在古希腊，同性恋还曾盛行一时，同性恋被认为是自然而高尚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大学者都是同性恋支持者，柏拉图还曾写道：“如同对待哲学一样，同性恋（只有）在野蛮人眼中是可耻的。”但此后在欧洲兴起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其（正统教会的）教义宣扬的精神都与古代对同性恋的认识大相径庭，同性恋更由于“违背了人类繁衍的天职”而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td][tr][/tr]

印度教对同性恋最宽容，穆斯林反对最激烈

2006至2008年，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对129个国家进行调查，其结果认证了宗教因素对同性恋的负面影响。在主流宗教里，最为宽容的印度教信徒里，坚持反对同性恋的人数也接近受访者的半数（2009年，英国的印度教理事会还发布过 “印度教不谴责同性恋”的公告）；基督教﹑犹太人和佛教（虽然佛教教义并无明确表明对同性恋的态度）反对者占大多数；穆斯林持反对态度的比率最高。

凡是古老宗教信仰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其民众大多对同性恋没有好感。在西方，把宗教描述为同性恋的“头号敌人”毫不夸张，历史上，同性恋一方面由于宗教提倡的禁欲而频繁发生，反过来同性恋又受到迫害。

被传承的道德伦理判断

哈维•米尔克是美国第二个以同性恋身份当选的议员，他的入选证明了同性恋群体可以组成选区。米尔克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了英雄，却也让他成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第一个的殉难者。 （图为电影《Milk》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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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反人类生育本能的行为”

宗教显然不是唯一反对同性恋的因素。在宗教以外，更多的社会成员习惯于从社会伦理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指引。比如，虽然佛教和道教都不曾如其他宗教一样明确将同性恋定性为罪恶，但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不结婚生育依然不能轻易被容忍。“生育本能说”，是社会伦理中反对同性恋最本质的来源。同性恋背了生育和繁衍的“自然规律”，对家族繁衍的构成潜在威胁。

同性恋破坏是性别角色越界，破坏社会组织

随着时代进步，主流社会对生育繁衍的期待发生变化、“生育本能说”也逐渐走向衰落，但同性恋的地位依然隐晦不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都受主流价值观所传导的“刻板印象”所影响。同性恋关系一般被认为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在男女搭配占绝对主流的情况下，其他任何关系几乎都自动被认为是“性别角色越界”的行为。

西方性伦理学家在解释“恐同者”行为时曾指出，同性恋往往被描述成“造成家庭、社会组织结构瓦解”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无论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都带有“男性至上”的观念，同性关系则是对这种“传统所赋予”的特权的挑战。同性恋者（同时是“性别角色越界者”）则极容易被视为对这一传统模式的威胁，而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出于政治需要的压制

2010年6月27日，冰岛议会通过允许同性婚姻存在的法案正式生效，从此在冰岛同性恋合法化。当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如愿以偿与女伴结成连理，成为合法“夫妻”。

以政治的名义反同性恋：希特勒曾迫害40万同性恋者

如今，经历过历史上几次宗教运动洗礼的欧洲，在观念和法律上都对同性恋已相当开放。最早承认同性恋婚姻立法的国家在荷兰，而欧洲也是当今同性恋政治家最活跃的舞台。但就在距今几十年前，政治也曾在这里对同性恋者肆意蹂躏。

上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开始对国内同性恋发起“大清洗”。当时的党卫军领袖宣称，同性恋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使公民放弃生育的责任等：“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在此政策之下，从1933到1944年，被判刑的同性恋者达48082人。反同性恋也成为纳粹政治的一个方面，1934年希特勒还曾以此为借口，为与保守力量结盟血洗冲锋队。

国际主导的反同性恋渐少，法律上不宽容依旧

当代国际社会，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进行刑事定罪、或以政府名义发起对同性恋的歧视已非常少，不少国家都已通过或积极推动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像纳粹德国的极端例子也几乎绝迹，目前只有伊朗、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等少数国家对同性恋行为判处死刑，而它们都是政教合一或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国家。

据2009年瑞典Södertörn大学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依然有约80个国家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非法。在对待同性恋相对宽容的中国，同性恋行为早在1740年代就被划出法律规范范围，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重新成为一个“罪名”；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前，“流氓罪”也常成为一些地方惩办同性恋者的工具。实际上，法律的本职并非对行为的好与坏作道德判断。而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行为作出规定——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成员的判断造成障碍。

同性恋：被误解的“疾病”

2010年7月3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演员埃内斯托·劳瑞斯（右）和他的伴侣演员经理亚历加德罗·瓦内利婚礼之后相互亲吻。他们是拉美地区第一对合法的同性恋夫妇。

同性恋曾被认为是“须治疗”的精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掀起一股为同性恋者“平反”潮流，英国将合法同性行为的年龄降低到16岁，荷兰于70年代率先停止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但同性恋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继续作为一种非正常的、有精神病倾向的行为而存在，这样的定性也延缓了公众对同性恋以及个人同性恋行为的客观认识。

中国的同性恋“非病理化”直到2001年才实现，新修订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此项晚7年。在保守主义依然强大的美国，事情就更为复杂，虽然医学上同性恋早就被“非病理化”，在受宗教界影响颇深的民间，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同性恋研究与治疗”组织，致力于宣传改变性取向在科学上的可能性。

对艾滋病的恐惧，转嫁为对同性恋的抗拒

从医学上看，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抗拒最直接的载体，是对人类尚且无法治愈的艾滋病的恐惧。自1981年美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起，同性恋就与瘟疫划上了等号。虽然同性恋并不等于艾滋病，但医学发现也证明，同性恋与艾滋病确有密切关系。

同性恋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区，是艾滋病领域的“盲区”。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人类对艾滋病的认识尚浅，而大部分人对艾滋病传播机理又一知半解，艾滋病逐渐被人们误称为“男同病”——而此前让同性恋被接受而做出的诸多努力，也在人们对艾滋病的疯狂恐惧中，大打折扣。

白先勇小说《孽子》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在世界上不少地方，这依然是同性恋者的真实写照。
　　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宗教信仰、伦理习俗甚至政治需要，让人们对本来就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的同性恋心生抗拒。无论是支持抑或反对同性恋，要转变固有的观念总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赋予同性恋者的，是选择的自由。

原帖：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homophobia.html